积极创新参与宏观经济治理 的方式******
作者 ：王欣
据报道，2022年国内有7个城市GDP总量进入2万亿俱乐部，分别为上海、北京 、深圳、重庆、广州、苏州和成都。综合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城市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交出了令人满意 的答卷 。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城市在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方面 ，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 的探索和实践。
比如，江苏省苏州市 的开发强度高 、资源约束紧、转型任务重 ，以占全国0.09%的国土面积创造出了全国约2.1%的经济总量 ，而且生态环境质量依然保持稳中向好、持续改善态势 。究其原因，就在于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的作用 ，做好了经济与生态的“双面绣” 。近年来，苏州整治“散乱污”企业（作坊）4.7万余家 ，为引进高产出、低污染 的项目腾挪了发展空间 ，抓住治污攻坚与高质量发展互促互利 的契合点，形成了一招多赢 的局面 。
实践证明，在引领 、优化和倒逼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是有力的抓手，也 是重要的推手 。关键是务必坚持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全面研究 、积极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方式 、手段和途径。
首先，增强系统观念 。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宏观经济治理 是一项涉及面广 、复杂程度高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绝不能局限于传统思想上的污染防治工作 。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等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在多重目标中寻求最佳平衡点，既要“清澈见底”也要“鱼翔浅底”，既要“源头治污”也要“源头清洁” ，既要“降碳”也要“增汇”。因此，要认识属地生态环境自然禀赋优势 ，也要紧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短板，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 、优化和倒逼作用，扬长补短 ，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宏观经济 的深度和广度、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的力度和速度 。
其次 ，强化攻坚意识。当前 ，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宏观经济治理、促进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有的人思想认知上还不够全面深刻 ，甚至仍有误区 ，而且现实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 的困难和矛盾。加上治污攻坚 的成效尚不够稳固，在推动绿色发展 的道路上仍有不少难关要过 ，因此 ，务必保持战略定力 ，面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更新换代等推进难度较大 的工作任务，要统筹各部门政策和力量，密切协同。该依法倒逼 的绝不后退一步，该帮助优化的要主动上前一步 ，该鼓励引领 的要争取先人一步，确保步步为营 。
第三 ，突出创新思维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 ，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没有现成 的经验做法可供参考和借鉴 ，况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同 ，面对 的形势和问题也各有所异。因此，务必结合实际，根据属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新情况新特点，适时更新理念、创新思维，不断丰富生态环境保护深度参与宏观经济治理 的新方式 、新手段。比如 ，国家相继出台了支持绿色发展 的财税 、金融 、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 ，如果简单地照搬硬套，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等问题，这就需要各地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举措 ，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与约束作用。（王欣）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 的演变******
作者：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随着儒学 的沉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 ，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 的政治、社会内涵 ，特别在汉唐时期 。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 。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 是“乾坤所挺 ，西狩获麟，玄丘制命 ，……为汉制作”“汁光之精 ，大帝所挺 ，……承敝遭衰，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是上奏尚书省 ，自是要谨重万分 。显然 ，对孔子形象的描述 ，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 ，这也 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 ，“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 ，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玄丘” ，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 ，为此尊奉为“素王” ；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 ，即水德 ，是尚法 的象征 。秦始皇定秦为水德，就是取其“刚毅戾深 ，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 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 。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 ，火德，尚赤）也 。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有担当大道 的自信 。
这种比附下 ，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 ，进而成了一个时代 的思潮。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就 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 的描述 ，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的“大九围 ，坐如蹲龙”，“首丘”“龟脊虎掌”等；“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 是驼背。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 、成间 的上升相联系的 ， 是西汉中晚期以来 ，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推尊 的传统 ，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 ，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 ，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 、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 的构图式样 ：头戴小冠 、长须、束带、长衣 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 ，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 ，中间是一童子 ，即孔子的老师项橐 。孔子身后 ， 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 、子路 、子贡等五人 。
《春秋演孔图》 的描述不免空泛 ，今能有幸一睹汉时 的孔子画像 。这类画像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 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 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 。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 ，即数量较多 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 ，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 ，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 ，其背略驼 ，却是一望即知。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 的想象 。二 、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 。典型 的是西汉晚期 的洛阳烧沟61号墓 、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东汉晚期 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 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 、幞头、平冠） 、身形（瘦削、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 的状态 。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 的不无牵强 、粗鄙、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 的“异相” ，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败落了 。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 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 ，东晋、南朝 ，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 、佛教等强烈 的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 的本真形貌 。
早在东汉末年 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晚年 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 ，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 ，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 、活泼生动、言语蔼如 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 、真实 的孔子形象 。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 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 。这更符合孔子 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 ，一变昔日扑朔迷离 的神化色泽 ， 是一位蔼如 的智者。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 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 、王弼等玄解所遮蔽 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 的风貌 。
这样 ，明显有过多神化 、特异 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 ，枯竭了。
与儒学 的衰退相一致 的，是这一时期 的墓葬 ，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 、烈女贤妻等形象 ，孔子及其弟子 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 ，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 、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 的元谧石棺等） 。
不过 ，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 ，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 ，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 。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 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 的传统，头戴平冠 、褒衣博带、“秀骨清相” 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 是孔子形象转变 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 的完善与孔子形象 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 、盛唐 ，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 的尊崇情形 。两汉时 ，“先圣”成了周公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 ，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 。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 、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 ：贞观二年（628年） ，罢周公 ，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 。贞观四年 ，诏州 、县学皆作孔子庙。神龙元年（705年） ，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 。开元五年（717年） ，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 ，更进一步抬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制度日趋完善，规格 、地位日渐上升 、稳定 。重要 的是 ，在浓烈 的尊崇氛围下 ，更沿袭 、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即借助科举 的力量 ，《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 ，促使了整个社会 的研学 。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 ，孔子形象 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如檀州刺史韦机 ，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 ，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 ，皆为之赞述” 。
与此相应 ，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 的绘制与定型。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 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 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 。阎立本（601—673年） ，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卒前曾任中书令 ，当日地位极为尊崇 。阎氏生活 的时代，正 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 ，适逢其会 ，恰能作为规制 ，颁示天下。其所画，正 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 的儒者形象；侧面；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 、授业的模样 。唐时“孔庙”“先师”身份 的界定 ，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 、目光略微向上 ，为汉制作律法 的《司寇像》 ，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 的作品 。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异相,这汉时谶纬 的遗绪 ，与唐人主流认知 、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 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 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 、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一副儒雅 、蔼如 的形象 ，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吴之后 ，可能因其盛名 ，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 ，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 ，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 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 ，在世间流传。同时 ，又以绘刻、塑像 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 的全面拓展 。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